The Academic Review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bstract: The cultural studie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reveals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literature through a multi-dimension and multi-level overview. We should make the academic review and theoretical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iachronically and synchronically.

Key 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cultural category; academic review; theoretical definition 

《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学术扫描和界说

摘要：《红楼梦》的文化研究是从文化视野来透视文学中内含的文化因素，不仅是一种新的学术视角，而且开拓了红学研究的路数。但是由于文学空间中文化内涵丰富、外延宽阔，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泛文化的倾向。因此，对《红楼梦》文化研究进行学术扫描，从而界定《红楼梦》文化的范畴、文化空间张力的制约机制，以及审美性等理论问题。

关键词：红楼梦；  文化范畴；  学术扫描；  理论界定

《红楼梦》文化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文化热潮的携裹下，已走过二十多年的路程了。作为一种新的学术视角，从文化视野出发，来透视文学表层中内含的文化因素，在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整体关照中揭示文学的深层内涵，无疑开拓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的深度和广度。但不可忽视的是出现一种《红楼梦》研究的泛文化倾向，有的一说到文化，便大而无当，离开文本所提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化世界，超越文本所提供的文化空间；有的以文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研究的思路是文化——文学——文化，文学只不过是个由头而已；有的是重新给“考证”和“索引”贴上文化的标签。《红楼梦》文化研究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人们的反思，当然，反思只有在学术扫描和理论界说中，才能逐步走向学理的成熟和厚实。对《红楼梦》文化研究学术扫描和理论界说，需要我们采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两种手段，前者是考察二十年来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基本状态，后者是遴选几部学术方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界定，从而使《红楼梦》文化研究走向自觉的明确的学术方向。

一

《红楼梦》文化研究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散篇零章，涉及到了地域文化、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和性文化许多问题，但没有形成明确的学术意识，后来又中断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在讨论中国文化热潮中，才鲜明地倡导《红楼梦》文化研究。最早推出《红楼梦》文化研究专著《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是周汝昌先生。该著是90年代的代表作，它不同于具象的微观的零散的文化研究，而是从宏观上强调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三个特点：一是曹雪芹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人才。他说： “中国的文化历史非常悠久，少说已有七千年了。这样一个民族，积其至丰至厚，积到旧时代最末一个盛世，产生了一个特别特别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这位小说家，自然早已不同于‘说书’人，不同于一般小说作者。他是一个惊人的天才，在他身上，仪态万方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光彩和境界。” [1](p14) 二是红学是文化学。 “‘红学’所要涉及到的众多问题，只有将它在文化史上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才能谈得到分析评议”。 [1](p4) 三是《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小说。他认为明清小说，“没有哪一种能够像《红楼梦》具有如此惊人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了”；“汉学中出现了三大显学: 一曰‘甲骨学’， 二曰‘敦煌学’，三曰‘红学’”。 [1](p13) 在百年红学史上是周汝昌先生把红学与文化提到如此高度，进行了全面的概述，倡导学术研究新视角，开《红楼梦》文化研究之先。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另一个鲜明的特色，是提出作品结构论，对曹雪芹民族文化心理与《红楼梦》审美格局同构的探源和实证。他说：一部《石头记》，“‘三春’和‘三秋’是全书大关目，这就是大对称。节序的春与秋之对称，是文之相；贾府的盛与衰之对称，是事之质。……一共写了三次过元宵节，三次过中秋节的正面特写的场面。这六节，构成全书的重大关目，也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大对称法。” [1](p185)中国传统文化讲求整体性。“三春”“三秋”的结构“章法”隐喻了《红楼梦》整体生命形态的趋动，其实一部大书就是写了衰败的过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本身就是具有巨大文化意义和隐喻功能的构成。这种整体性叙事思维,建构了《红楼梦》故事叙事之网，是对传统小说线性描述的解构。因为利用文本中的痕迹和线条,寻找文本和作家之间的那种无法确定的感受，是无法涵盖《红楼梦》叙事结构所蕴涵的巨大的底蕴。因此，“三春”“三秋”的结构“章法”对《红楼梦》这种文化空间的文化密码的解读，具有意象思维的优长。

但通读全书却感到作者文化视野高远，而高远得大有替换文学的架势，什么“红学是文化学”、“《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小说”[1](p11)，文化与文学的区别在其阐述中被忽视、被模糊，直接导致这部著作的泛文化的议论倾向。也可能如作者所言“思力不能真正集中于一义一事”，“行文草草”，因此，上编、中编“是以温故为主”，“唯有下编，或者够得上一个探新的名义”。[1](p232)可知作者的自谦中确实道出了学术上的准备不足，除了下编作品结构论而外，其余泛泛而论，缺乏对《红楼梦》文化内涵的实实在在的开掘，尚未起到大师级的学者肩起探索的闸门，为《红楼梦》文化研究学术领域注入新鲜的活水。

                             二

中国学术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热潮当中趋之若鹜者多见，而甘心坐冷板凳呕心沥血地为之者、勇于拓荒艰辛跋涉者少见。文化“热”虽然在90年代以后渐渐平静下来，但事实上，学理的探讨往往是在沉寂中走向深沉。因为《红楼梦》文化研究二十多年的潮起潮落，造就的文化环境的氛围和理论的准备，为一批有才气有实力的学者的涌现提供了平台。2000年前，《红楼梦》文化研究又出现一部代表性的著作——成穷的《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这部著作首先对《红楼梦》研究的思维方法进行了反思，也可以说是学术扫描和理论界说。[2]不管你对作者的观点认可与否，但它反映出学术界对文化研究有了自觉的学术方法的选择。这是《红楼梦》文化研究阶段性深化的表征，也是不同于90年代《红楼梦》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

因为每个学者审视问题的文化维度不同，所以必然有自己的研究路数，和对问题的切入点的“选择”。成穷先生很看重研究的路数，在其书中用专门的篇幅论证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以往研究《红楼梦》的路数有三种：一是“外在化”的研究倾向。“迄今为止的‘红学’研究大抵还在作品的外部兜圈子。‘索引派’和‘考证派’所做工作的性质颇类‘侦探’和‘考古’。……他们翻遍了几乎所有的档案和资料，可就是对作品本身不做触动。作品本文的精神和意义，对他们来说基本上仍是一个封存完好的密室。他们在这密室外用学问之锤敲敲打打，用考据之锄挖挖刨刨，长期都在为打开这密室作准备。可就是不想亲自动手去打开这密室并走进去窥其堂奥。”[2](p32)二是“社会学”一派。“由于一开始就把《红楼梦》当作所持理论的一种佐证，因而除了在作品中寻找印证其理论的有关社会事实外，对作品本身并无真正的兴趣。后来，当此种倾向发展到仅把《红楼梦》当作单纯政治工具来使用的时候，作品与该派及其研究方法的外在性质便暴露无遗了。” [2](p32)三是 “美文学”一派，“所从事的主要是对作品主题、人物、性格、语言、情节、结构等方面的具体解释，并且这种解释多半是通过流俗的艺术理论进行的。该派对作品本身的内在精神特别是从此种精神中透视出来的文化精神缺乏明确的意识和深入领会。” [2](p35) 对以往《红楼梦》研究的路数的缺陷，成穷先生看得十分真切，甚至评价得几近刻薄，但他还是强调对《红楼梦》文本的文化研究。“本来，它们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接近、敞开并进入作品的内在精神之中，但当它们在打通通向作品的路径的时候，却忘记了这一根本任务而留连中途。如果永远只满足于外部的清扫工作而不登堂入室，那么，此种工作做得越多，耽搁的时间越久，对作品本身的遗忘就会越深。” [2](p33)

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他对自己研究的定位，在“题记”中做了直白的概括：“以《红楼梦》为话头，对中国古代的精神气质与国人的生存状态做了深度的解读。”并在其著作的“下篇”分了十个题目，都是从《红楼梦》中选择一个视角，展开了论述，最后落脚在中国文化上。以《存在的焦虑与呼唤——<葬花词>与中国文人的伤时》为例，全文写了5小节:（1）《葬花词》是黛玉的象征；（2）《葬花词》核心意象是“飘落”；（3）《葬花词》倾吐出存在的焦虑；（4）伤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普遍现象；（5）黛玉的生存处境就是中国文人的生存处境。尽管每节用一句话概括太简略，但大体可以勾勒出全文的思路。不可否认他的解读很多地方的确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在文化广阔的背景和视野中来审视黛玉的心灵和性格，理应跃到一个不乏感性、又具理性的更高的审美境界中。可事实上其解读的整个过程，《红楼梦》是“话头”，其阐释的归宿点是 “中国文化”。用哲学家的角度看问题，如此解读也许恰到好处。而从文学的角度审视，就越过了文本所提供的文化空间，漫游在哲思的天地里，文学的审美功能被弱化了，文学只是进行文化哲理阐释的一个载体而已。如何把握文本文化空间的界限，即文本的某一具体形态的文化内涵到底是什么文化范畴，在这一范畴中文化空间的张力到底有多大。这就触及到了每一位学者的研究路数和对问题的切入点。

文化研究的范围很大，而文学的文化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层面，不能大而无当。仿佛文化是一只筐，什么东西都能装，其结果必然流于泛文化的倾向。宁宗一先生说过发人深省的一段话：

由于我的学术视域的狭窄，对文化研究知之不多，开始虽有新鲜感，可是越到后来越产生诸多怀疑。也许这是因为人们在把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对其作宏深广远的观照时，往往不自觉地忽略了文学自身的审美构成。……比如格林布拉特是当今西方学术界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把自己的新历史主义称之为“文化诗学”。但是几年后，他就发现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界限，保留各自的界限是必要的。文学的某些‘文化研究’的一个致命弱点，即无视文学的界限，脱离文学文本，结果是过多的误读，或过度诠释。我想格林布拉特的认识过程对我们还是有现实意义和参照价值的。[3](p32－33)

我认为这是《红楼梦》文化研究中值得深思和探讨的一个课题。

三

文化研究中出现泛文化的倾向，实质上是文化空间的界限如何把握？文化空间的张力是以什么为制约机制？文化研究中如何体现和保持文学的审美性？这些理论问题才是我们正视的焦点。

解读在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的创造，没有止境。尽管每一位学者都会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解读，然而学术的创造总是沿着“新故相资而新其故”的道路前进。《红楼梦》文化研究又一个十年过去了，2000年的中期出现一部代表这一阶段研究成果著作，即胡文彬先生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他在“《红楼梦》文化解读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一节中，谈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开始思索过去十多年间自己走过的研究道路，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教训，同时也开始思考过去十年间红学研究中感到困惑的一些学术问题。寻找其症结，也是在寻找解开这些症结的方法。想为自己的继续研究和前进找到一个最佳的途径。” [4](p18)胡先生没有具体地讲，但我们可以从全书的结构和论述中反观其解读的路数，都不会绕开文学审美性这个根本的问题。

其一，《红楼梦》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形态是作者文化思维的体现和物化，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作者潜在的审美思维定势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选择；另一方面是作品文本对中国文化的多层次、多类性的雪藏和显现。前者抽象，后者具象。因而，对《红楼梦》文本文化形态的研究，首先从后者研究入手，归纳和梳理出不同的文化形态的范畴，这是对研究对象的内涵恰当的概括和外延明确的切入。也就是对文化对象的定性。只有这样，才能渐进到前者，才能把握前者。《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分为21章，如“诗性文化”、“戏曲文化”、“绘画文化”、“园林文化”、“医药文化”、“饮食文化”等等。虽然在具体切分文化形态时，容易出现重合和交叉之处，譬如民俗文化中包含“避讳文化”、“梦文化”、“姓名文化”等；“礼文化”与“官制文化”、“家族文化”、“服饰文化”交叉，但毕竟以开创之功勾勒了《红楼梦》文本文化的基本形态。因为对文化范畴的切分，把握了文化研究的定性，所以才能在《红楼梦》文化研究中既避免了大而无当的泛论，又节制了过度的诠释。

其二，《红楼梦》的文化性的本体属性都是润物无声地伴随、贯穿、体现在文学具体形态之中，在每一个范畴内只有将体现这一文化形态的情节和细节都勾勒了出来，才能条分缕析，提升概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的特点之一，就是全面而细致的扫描和归纳《红楼梦》具体的文化形态。以《红楼梦与中国戏曲文化》一章为例，(一)检索了《红楼梦》全书写到戏曲词语条目80余条，并在此章附有《红楼梦》戏曲剧目一览表，可以说囊括了文本中有关戏曲文化的描述。（二）细分了表现戏曲文化的具体类型：1. 买优伶，养戏班；2. 点戏看戏；3. 论戏曲。（三）选择了对《红楼梦》影响最大的《西厢记》做个案分析。“略加统计，《红楼梦》中提及《西厢记》书名、人名、诗词名句，竟达20余处。其中第26回、第35回、第36回、第40回、第51回、第54回，尤为突出。” [4](p83)这样，所扫描的文化现象、把握的文化层面与《红楼梦》某一范畴的文化空间基本相合。文化研究也要从微观做起，从定性、定量入手，渐进界定文化形态的范畴，直到宏观上把握《红楼梦》文本文化的整体面貌。胡文彬先生近十多年，出版了多部以研究《红楼梦》文化的短小文章为主体的论文集，积聚了大量的文化随笔，为其构著这部大作《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准备了丰厚而扎实的素材，提升了从微观到宏观文化研究的素养和功底。

其三，在定性和定量两个限定范围的确定下进行自己的解读，从而对《红楼梦》的每一个文化范畴的特点的简括和升华，这就是所谓的定位，并具有如下特征：（1）对文化空间的把握都是以文学形象的内蕴为基础的；（2）文化内涵的特征与人物的性格、地位、教养都是丝丝入扣的；（3）文化具体形态与审美叙事结构都是呈互动互补的关系。《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每一章都概括出《红楼梦》文本的一个文化范畴的特点。如“《红楼梦》中戏曲描写及其特点”；“《红楼梦》民俗描写的特点”；“《红楼梦》服饰的描写与特点”等等。

上述几点是《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我认为胡先生这种解读方法和研究的路数，是《红楼梦》文化研究中一种十分可取的方法，也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的重要课题。

四

在红楼梦文化研究中，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文化范畴的界定呢？

其一，文化范畴的界定是对《红楼梦》文化形态认识和阐释的基本前提。

文化的范畴广大而多样，凡是人创造的生活的事物，都有文化的存在。文学所创造的人物形象、社会图景同现实生活一样，虽然处处折射出文化现象，但都是在具体的文化范畴中。《红楼梦》文化研究首要的任务是确定文化的范畴。范畴就是我们说的“种”，什么种开什么花，什么种结什么瓜，“种”是在范畴化过程中形成的。范畴化是以个别事物为基础，并根据个别事物建立起的，进而根据个别事物“种”的本质把某物纳入此范畴或彼范畴。对“种”的认识，就是探源什么“基因”决定了“种”的性质。换句话就是文化空间的张力的制约机制。同理，我们对《红楼梦》文化形态的认识，正是探寻在其身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中国文化的“基因”。只不过这种基因是长在《红楼梦》文本身上，渗透在艺术生命之中，而不仅仅是什么“话头”，借此去诠释中国文化，往往超越了文化空间的张力的制约。因此说，对文化形态范畴的切分和把握，其实是对不同的文化范畴意义的认识，是对《红楼梦》文化认识和阐释的基本前提。

文化也是一个有一定空间边界的，有其特定的范畴。无论《红楼梦》具有何等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文化空间，对其的认知也须是建立在文化范畴的基础之上。文化范畴在《红楼梦》文化空间中犹如诸多网眼，形成诸多不同的文化形态，并以此界定了《红楼梦》文本的种种文化特征。并以不同文化范畴的性质区别了不同的文化空间。因为文化范畴的差异，首先反映在人们空间和时间观念里，《红楼梦》中涉及到的汉族文化与满族文化、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之类，属于空间文化范畴；官制文化、奴婢文化、服饰文化等，又多涉及时间文化范畴。不同的文化中的优势因素被主流文化所吸收，主流文化得以成为诸文化体的“共同文化”，也就是一种以传统文化为主流文化的新的优势文化。这样才能涵盖《红楼梦》文本不同范畴的文化形态的特点，扫视不同范畴下文化形态的基本面貌，即层面的深浅、范围的大小、时间的长短，诸如此类。

其二，文化范畴的空间张力大小的制约机制是以文学内蕴为基础的。

文学所能透视或折射出的文化空间，是以人的生命为核心，以人的活动为展现的，尽管其中的表现形式大都以自然界的原料为材质，哪怕一个酒杯、一味中药、一道菜肴，但离开了人的生命存在就没有了文化意味。 “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它的叙事的每一点都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中蕴含着特殊意味的一点，它所蕴含的意味、意义或哲学，都最终在结构的完整性中获得说明。” [5](p41)一部作品的文化意味，主要也是从结构设置、性格能量和意象功能上得以体现的。同一文化形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物身上所表现的层面、深度和范围大小也是不一样的。对文化形态的扫描和切分，不仅要从纵的方面，而且要从横的方面，立足于《红楼梦》文本具体的描述，求其纵横“相合”。比如结构要素大到整体框架，小到不同的层面、段落。无论大小，笔锋所致，作者对人生、社会的真实描绘和哲学思考，都会渗透其中。但随之结构的大小，其显露的文化空间亦不尽相同。文化空间的大小并不仅仅取决于叙事文字的多少，而更主要的是取决于人物性格在叙事结构中的位置和长度，以及性格能量对结构的作用。王熙凤性格结构是《红楼梦》整体结构中重要的叙事线索和主要的叙事成分，即使她的一句话，外射的能量有时也会在整个结构中产生贯穿或拓展效应。第50回小姐们在芦雪庭联诗，凤姐不甘寂寞，说“你们也别笑话我，我只有一句粗话……”众人笑着让她说，她想了想，“下雪必刮北风。昨夜听见了一夜的北风，我有了一句，就是 ‘一夜北风紧’。 可使得？”对此王朝闻先生分析：“它不只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描写，也是人物特定心情的自然流露。这‘一夜北风紧’的‘紧’字，仿佛是凤姐对于贾府形势的概括，或者说是凤姐不自觉地对贾府形势所引起的不安情绪的流露。”[6](p181) 第5 5回凤姐向平儿发牢骚：“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背地里不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骑上老虎’了……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有大小事儿，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多……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陪尽了。”可见，这句诗虽然只有五个字，但是它所展示的文化空间却是一位贾府“当家人”的潜在的思绪，随着贾府日见经济拮据，愈发显示出这句诗的穿透力。性格能量又分为圆形人物、扁形人物和尖形人物的功能上；意象又有深浅、大小、强弱之分。这就是说具体到结构的某一点、性格的某一个、意象的某一处所表现的文化空间，其张力都存在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区别，因此，文化空间的张力始终是以文学的内蕴为基础的。如何把握文学文本文化的张力场，便成为我们认识和研究的关键所在，也就成为《红楼梦》的文本文化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

其三，《红楼梦》文化形态有助于文学的审美性的升华。

上面提到宁宗一先生对文学文化研究一种偏颇倾向的批评，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位学者专家发自内心的呼吁。他说：“事实上，一个时期以来，我常常感到批评的文学性和文学性的批评正受到有意无意的斫伤，文学研究在被泛化着，泛化成无边无际‘文化’或者别的什么。我想那最终导致的必然是对文学审美性的消解。”[3](p32－33)文化研究是大课题，“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即使是同一个事物，我们对它们进行观照的文化维度不同，它们似乎就成了‘不同的’事物。例如一座桥，自然科学家的‘眼光’放在了诸如‘体积’、‘重量’、‘拱度’、‘应力分布’、‘材料强度’‘建筑结构’等方面，桥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眼光，则放在这座桥同人的实际生活的关系上。他们注重的是它的用途、社会意义、建筑时代、存在史、发生在它之上或它之旁的‘故事’等等；而对它所进行的美的观照，则超越了它的物质性、科学性、社会性、道德性、实用性等等，它纯粹地成了一座‘美’的桥：人们关注的是它的形象的‘可爱性’，比如说半圆型的桥洞的曲线美，石雕的栏杆的工艺的精湛，青色桥石的平滑与凝重使人产生的愉悦等等。 ” [7](p297)《红楼梦》文化研究是大课题下所进行的“美的观照”，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专题，它不但不应对文学审美性消解，而且文化形态的充分展示还有助于文学的审美性的升华。“文学史任何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作品，都是艺术杰构，无不是某一种文化的象征，只不过《红楼梦》的档次更高，不仅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8](p44)当代红学研究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红楼梦》文化研究，近二十多年来出版的专著与论文与过去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好的典型的范本会给《红楼梦》文化研究带来正面效应，会带动红学研究的整体水平的向上，而偏颇倾向则会带来负面效应，也会引入“误区”。因此，我们不能不审视之，对二十年来《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学术扫描和理论界定，将有利于文学文化的研究。

记得有一位雕塑家将一块生冷的石头雕成一位人物，顿时透出了人的皮肤的质感和生命的律动。有人问雕塑家是如何给这个塑像注入的灵性和血肉，雕塑家回答：“把多余的石料都砍掉。”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节制以“文化”为视角对《红楼梦》文本的任意的解说、过度的诠释、冗长的阐述，要砍掉文化解读的枝蔓，从而在文化解读中升华叙事结构的哲学内涵，深化人物性格的美学境界，扩展文学意象的潜在功能，不仅使人体味文学的文化品味，也领略文学的审美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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