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刘心武先生争鸣，其意义首先在学术探讨，彼此补益，促进研究。

刘心武先生说：“我个人的研究方法，属于探佚学当中的考证派，我考证的思路，就是原型研究，所以我现在进行这些考证，我觉得不好笑，因为脂砚斋鼓励了我，脂砚斋就说了，“大有考证”。” [19]（P）

何谓探佚学呢？

姚奠中先生1981年在为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所作的序文说:

他所用的论据:一是原著未佚部分中的伏笔、隐喻、暗示和文章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脂批”。从今天看，两者都是第一手材料。但是这一工作,却仍十分困难。因为伏笔、隐喻之属，需要猜,猜,就难保证十分准确；而脂批既零碎，又有相互矛盾之处，要分析、辨别，才能用来印证。……但由于资料有限，而明确的资料更少，这就使得有些结论，猜测推论占了很大比重，不能使人满足。在这里，其意义便只限于提出问题，给出可能的设想……[20]（P）

姚先生说的很中肯，探佚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不仅先天不足，而且有一个界限。在界限之内，是探索曹雪芹创作思想的研究；超越这一界限，就容易滑进索隐的泥坑。除非新的第一手材料被发现，否则,探佚学只能止步于某些片断的探索上。而实际上这个界限很难把握，操作起来往往是作者、版本考证和本事考证双管齐下，双向互证，互为条件，互为因果。它不是简单的“以贾证曹”或“以曹证贾”，而是“以贾证曹”与“以曹证贾”同时进行，交错使用，连环互动。以致当今考证派与索隐派似乎有合流的倾向，其实二者早就有扯不断的联系。对此表述最为简洁醒豁、深刻全面的，还是新红学创始人之一的俞平伯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讲过的一段话：“索隐派凭虚，求工于猜谜；自传说务实,得力于考证……索隐、自传殊途,其视本书为历史资料则正相同,只蔡视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i][21]（P142）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正是这样做的，他说：“《红楼梦》因其传稿的不完整与其作者身世之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了刻骨的遗憾，也使我们在‘花开易见落难寻’的惆怅中，产生出永难抑制穷尽的‘寻落’激情，我们不断地猜谜，在猜谜中又不断派生出新谜，也许，《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几近于无限的探究空间，世世代代地考验、提升着我们的审美能力！”[22]（P？）所以，红学家蔡义江先生认为刘心武的研究可称为新索隐派。他说：“之所以这样区别，是老索隐派所认定的影射对象还实有其人其事，而新索隐派连影射的对象也是虚妄的，比如说废太子胤礽有个私生女寄养在曹家等等。”[23]（？）我同意这样的观点。这是我们同刘心武先生之间的分歧之一。

其次，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研究是当今多元文化格局在红学中的反映，所谓“平民红学”这个提法尽管不准确，但它向从事传统文化中精英文化的“专业人士”发起一场挑战。这种文化现象说明：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旧经典，还是现代以来形成的新经典，抑或是外来的洋经典，都面临着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的挑战，这就是大众文化。胡文彬先生在最近的一次学术讲座中指出：“红学家们应该从刘心武的现象中看到，在普及《红楼梦》方面，红学家还做得不够。为什么刘心武的讲座很受欢迎，那就是大众在对《红楼梦》知识的了解上还是有很多需求的。”又说，“研究者不应该只做学术，还应该想想怎么把学术的东西简单化，让更多的大众了解红学。”

同时，他又指出：“他并不反对红学应该有公众参与，但是一个在中央电视台的普及性节目应该提供给公众正确的知识。” [24]（P？）这个问题提的很中肯，“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完全背离了原著，是在误导广大听众。在网上已有观众发表了相同的看法： “秦学”值得在央视“普及”吗？(2005-06-13 10:45:37)

与电视台的热播相应和，近日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讲座也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似乎电视台再找不到更值得让全国观众关注的事了，要拿刘心武的“秦学”来说事儿。这事我总觉得有点无聊。我觉得无聊的原因，首先是，完全没必要通过中央电视台来向全国观众普及刘心武的红学研究中的“秦学”。

有的人说：

我谈点儿看法：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上的讲座，固然有一定的新意，但他的推测和臆断实在太离谱了，有很多地方明显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或生编硬造，特别是连自己都还拿不准、不理解的东西，就敢在央视上公开讲，实在缺乏应有的严肃性。与其说是“揭秘红楼梦”，不如说是“臆测红楼梦”。

还有的人说：

央视毕竟不同与网络，受众无法自主选择听什么内容，所以能到央视上讲的东西不能是云里雾里的猜测，还是应具有权威性、正确性及现实意义。 [25]

刘心武文化现象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其讲授的内容所带来的隐性的负面影响，常常不会为大众群体所识别。所谓的“秦学”是经过多次的渐变而生成的，追溯其胎记，可以找到胡适自传说的胎痕，经周汝昌推向极至，又经过变构，及延至刘心武开创“秦学”。八十年光阴，潮涨潮落，轮番转换。恰如“文化人类学之父”泰勒在肯定了文化的“道路是向前的”的同时也指出：“人类的思想和气质的全部广泛的历史领域证明……文化是以活生生的形态流传于世界的。它有时阻滞和停留在途中,它常常偏入歧途，这歧途把疲惫的它引向后退 ，引向它久远以前走过的地方”。[ii][26]（P73）他的话恰恰击中“秦学”的要害，“秦学”的问题集中表现在：

（一）“红学”是秦可卿之谜吗？刘心武的“秦学”是新索引派“红学”，但它比同类型的索引派对广大听众有更大的误导作用，是因为他将索引、探佚故事化，以文学的感染力打动读者或听众。如学术小说《秦可卿之死》，反过来又强化了他的“秦学”论述。

（二）“秦学”与曹家本事合流，使广大听众更加信以为真，以为是在求真，是在还原“曹雪芹的构思”。因为广大听众毕竟不是学者，他们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何况又是名作家说的。

（三）“秦学”解构了《红楼梦》的精神、意蕴和哲思，却以电视讲座这一大众化的消费形式去推广，以猜谜这种通俗的民间方式表达，颇受听众的欢迎。在悄悄的不为人所注意的向听众偷换《红楼梦》真正的审美价值。我将分章加以阐释，以期与刘心武先生互相切磋，碰撞出真理的火花。

第三，同刘心武先生争鸣的过程，也是清理我的学术思想、锤炼我的思辨能力、提升我的写作水平过程。

十几年前我曾读过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一篇文章，至今记忆犹深。朱老是中国美学界的拓荒者，早在1936年他就出版了《文艺心理学》。解放初期国内美学界的批判和讨论中，挪动了他原来的唯心主义立场。他表示决心要学马列主义，而批评他的人中，却有人公开宣布“朱某某不配学马列主义！”这就极大的刺激了朱老的自尊心，他暗暗地下定决心，近三十年来主要是钻研马列主义。译文读不懂时，便对照德文、法文和英文的原著，还一边自学俄文。终于弃旧布新，转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写出了《西方美学史》、翻译了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和《歌德谈话录》种种美学经典著作，在中国美学领域建树甚丰。而当他回顾五十年代参加美学批判讨论中的一些朋友们时，有人却落伍了，有人思想还处在僵化状态。特别是当年有些操马克思主义解剖刀批判他的人，至今除了摆弄教条的理论条条之外，没有多大长进。相形之下，朱老的前进不正是得益于他在批判中，认真清理自己的学术思想、矢志不渝的学习新的理论和新的知识。1

参考文献：

[1] 《蔡元培全集》1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

[1] 《蔡元培全集》1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998年，第37页。

[1]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41页。

[1]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 中华书局1988年，第350-351页。

[1] 毛泽东.谈《红楼梦》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8-209页。

[1] 《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42页。

[1]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73页。